《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先生被譽為「香江第一健筆」,自《信報》創辦至今仍不斷撰寫政經評論文章,童工記得林行止先生甚少揚言擱筆,印象中只有當年的《基本法》23條立法時,林先生表明一旦成功立法,他亦要封筆不再寫評論。

想不到10年之後,一場佔領中環行動,林先生一篇對反佔中提出質疑的文章,引來反對聲音,令他再萌擱筆之念頭。

話說林行止先生一篇〈正邪蛙噪亂視聽 眾情激盪難太平〉評論,批評「幫港出聲」為「意識層次很低的『打手』工作」,引來一些反佔中人士撰文反擊,包括署名「一寶」以廣告形式在《信報》刊出的〈致《信報》林行止先生公開信〉,當中提及「負責任之論政者」,「應提出香港在中國發展中尋求共生共存之路,將中華民族帶向穩定光榮之大道。」這句話,令林先生大感香港世道之變,在今天評論《論政負責當如何 怕亂怎能防害生》中,大嘆不知何時寫評論也要為「愛國愛港」這些識時務的「大話荒唐、不及理性的廢話」服務!

「一寶建議「負責任的政論者」需「將中華民族帶向穩定光榮之大道……」,佔據「愛國愛港」的高地,可是在筆者看來,全是大話荒唐、不及理性的廢話!過往數十年,尤其是在內地改革開放後的二三十年,和本報大部分作者一樣,筆者有關中國政經的論述,有哪一篇哪一段的用意是與之反其道而寫?」

林行止更覺得自特首梁振英上台,「香港已與「過去」漸行漸遠,現在的香港已和筆者這一二代人成長、發展的生態不大相同了。」

「未被「愛國愛港」這句識時務者十分中聽的口號「污染」前,很多人,包括筆者在內,看到這句口號式的「指引」會失笑,且會感到當中的虛妄;但是九七回歸之後,尤其是在梁振英上台這一年多來,這種也算是人家自掏腰包、也許受到「贊助」而又可能是報社免費「納言」的廣告,兩句看來不經意甚或是好意的提點,卻令筆者意識到,香港已與「過去」漸行漸遠,現在的香港已和筆者這一二代人成長、發展的生態不大相同了。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主任及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金銓教授近著《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中文大學出版社二○一三年)的代序說「王芸生(《大公報》創辦人)目睹國民黨大勢已去,擔心共產黨不要他這種人,很快就跟上時代,對自己和對《大公報》都是上綱上線,罵得一文不值,既自譴、又自賤……」,又說「很多『民主』報人(如徐鑄成、蕭乾、儲安平)也都經歷這種扭曲」。王芸生為求存為報毛澤東「特殊關照」之恩而「扭曲」自己和他代表的報紙,李教授因此質問:「難道這是一般自由知識人共同的歸宿?」」

林行止自覺也是「自由知識人」,「但絕不希望追隨上述諸位報界先進般無端打倒昨日之我,更不會把所創報紙及同事拖落水!」,若「文人要為國家而非忠於自己的識見」,這樣的轉變,「筆者「轉」不過來,自己已過了「迎難而上」的年齡,擱筆不寫也許是眼前的選擇。」

童工看到林行止先生在文中散發的無奈與痛心,眼見世道走上歪路而無能為力,亦不想同流合污、必要時只能選擇擱筆以作無聲抗議、以存知識份子的氣節。

當林行止也要封筆的時候,究竟,港人是否知道我們正面臨如何巨大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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