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問題鬧得熱烘烘,日前食物及衛生局長周一嶽表示為優先照顧本地孕婦及嬰兒,杜絕非法中介人謀利和濫收非本地孕婦活動,提出七項措施優先照顧本地孕婦和嬰兒,以及有效杜絕非法的中介人活動,七項措施包括要非本地孕婦要先適當檢查後才能到港分娩;內地孕婦預約入院證明書日後要由衛生署統一發放;邀請婦產科專家制訂指引,讓公營和私營醫院有統一檢查方式;要求婦產科服務檢討人手和服務量,以決定是否要調整;致力打擊非法的中介人活動,包括醫生收受非法利益,濫收病人等;成立工作小組,下月底前制訂配套方案;以及要求工作小組每年首季決定下一年的非本地孕婦接收數。其中又以內地孕婦預約入院證明書日後要由衛生署統一發放最有「殺傷力」,可以由政府間接控制內地來港產子孕婦數目。

香港人對內地人來港產子、以及大量內地人來港帶來社會、文化、甚至是政治衝擊有恐懼,當中,不能單以「歧視」一詞,足以解釋所有問題,同樣,究竟內地人又怎樣看香港人對內地人的矛盾?《南方周末》刊出一篇報道,《全港爭議內地新移民 香港不高興?》那是以內地人角度看香港人與內地新移民的矛盾,雖然文章分析似乎仍舊是集中於港人擔心資源被新移民侵蝕、香港人不了解內地、、港人失去了惜日優越感之餘,又歧視貧窮新移民等論點,迴避中間還涉及更深層次政治、社會文化、以致道德價值觀差異等敏感問題,部份內容也似乎出錯,如文章引述3月6日反預算案遊行,「3月6日第一場“反對短視預算案”萬人遊行在從中環前往中區政府總部的途中,與一些新移民發生肢體衝突。」這個,童工可未發現香港傳媒有此報道,也未有幫助新移民的團體有此投訴。

不過,作為了解內地人怎樣看香港社會,今次針對新移民及內地而出現爭拗和分化,其實也值得一讀,特別是文章留言,某程度上可反映某些內地人怎樣看香港人!

《全港爭議內地新移民 香港不高興?》

「"一個反對內地新移民獲得香港人同等福利的網路小組,一周內獲8萬港人支援;一首將內地人形容為“蝗蟲”的歌曲正在香港流行。針對內地新移民,香港社會的各個層面都開始了意見表達與爭論"

" 回歸14年以來,內地對香港的扶助與帶動作用愈加明顯,與香港社會各階層的交流融合也愈發深入。這一場針對內地新移民乃至內地人的爭論,卻以空前的規模發生,香港人在擔心什麼?"

3月上旬,香港中文大學大三學生Lawrence在社交網站Facebook上加入了一個小組:“香港本土力量”。此前不久,香港政府決定向每位永久居民派發6000港幣,而有團體計畫為居住未滿7年的新移民爭取同等權利。“本土力量”的宗旨很簡單:反對向新移民派發福利。

Lawrence自己也沒有想到,小組的成立引燃了一條連接著炸藥桶的導火線。小組成立僅兩天,加入的組員迅即達四百餘人。對峙迅速以核裂變的速度升級。

先是一名新移民婦女打通香港電臺熱線傾訴苦水,錄音很快被剪輯並命名為“新移民婦發窮惡打上電臺埋怨政府‘不公平’!!”上傳YouTube,再轉至Facebook,短短幾天時間點擊量逾12萬。

3月6日第一場“反對短視預算案”萬人遊行在從中環前往中區政府總部的途中,與一些新移民發生肢體衝突。8日,Facebook上另一個更鮮明地提出“新移民沒權拿6000塊,這是永久居民獨有的福利,籌足十萬人支持給你看”的小組成立,短短不到一周的時間,組員迅即逾八萬人。

反對者也馬上出現,香港城市大學前學生會會長舉報這個小組涉嫌族群歧視。而號稱“保衛香港”的線民們立即從道德上開除了這名“叛徒”,施以人身攻擊兼人肉搜索。

4月10日,Lawrence與近兩百名網友舉著“反對基金關照新移民”的標語上街遊行。彼時,對新移民的怒氣顯然已經擴散到全體內地人身上。

遊行隊伍中,有人還打出不滿奶粉被內地人搶購、內地孕婦來港生子的口號,以示對香港政府近日縮緊赴港生子政策,暫停公立醫院接受內地孕婦預約的支持。

隨即,一首名為“蝗蟲天下”網路歌曲更為激烈地將內地人形容為“餐廳酒店商鋪內亂叫喧嘩”、“愛侵佔地盤”、“搶奪身份證”、“販假貨”、“寄生”的“蝗蟲”,歌曲在YouTube、Facebook、香港一些本土論壇廣泛轉載、流傳。

帶有強勢攻擊性與掠奪力的“蝗蟲”激進地取代了二三十年前港人指代內地人的“阿燦”“表叔”“表姐”,後者形象土氣寒酸,膽怯可笑,但至少不會給人帶來威脅感。

而此時,香港已經回歸近14年,過去14年間,內地對於香港經濟的扶助與帶動作用愈加明顯,與香港在社會各階層的交流也愈發深入,但一場由6000 元錢引爆的軒然大波,一群絕大多數內地人所不甚瞭解的“新移民”,讓自信心與優越感不斷上升的內地人恍然發現,自己在香港本土社會中的形象,在過去14年間,並不必然與經濟發展的速度成正比。

所有人都想知道,這究竟是為什麼?

新移民的新問題

這些天,一個叫“同根社”的新來港婦女社團的電話被打爆。震驚與恐懼的情緒在發燙的話筒裡彌漫。這群新來港婦女,即是此次派錢風波的眾矢之的——新移民。

資料顯示,在過去二十多年中,中港婚姻數目由1986年的16451宗上升至2009年的22339宗,其中逾八成是內地女嫁港男的情況。

他們的新娘來港定居的前七年只有單程證,沒有永久居民身份證,沒有申請公屋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下簡稱綜援)的資格,也沒有投票權。

這些居港尚未滿七年的內地新娘成為“新移民”的主流。資料顯示,2004-2011年2月底,持單程證抵港的新移民逾31萬。其中,73.7%為女性,即內地新娘。

深水埗是香港幾個新移民家庭聚居區之一,其他幾個包括旺角、觀塘、沙田等。只有這些地方才有大量低廉的頂層加蓋夾板房或隔成200-300平方英尺的房中房出租。

同根社秘書長楊瑂是新移民的樣板工程。來港11年的她已經獲得三顆星(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一家五口於2005年搬進了位於南昌路的海麗邨公屋,大女兒還考上了香港公開大學。儘管這所大學實力平平,但楊瑂所結識的150多個中港婚姻家庭,目前只出了3名大學生。

這是一個被轉型後的香港主流社會遠遠甩下並牢牢固定在社會最底層的群體。靠綜援度日,成為長期貼在他們身上的標籤。

在同根社位於旺角的辦公室裡,楊瑂每天的工作之一是處理新來港婦女的求助。“各種各樣,你能想像以及無法想像的問題。”她說,丈夫提出離婚、長期失蹤、找不到工作、被夫家鄙夷、子女性格障礙……

據香港群福婦女權益會統計,2010年有512個家庭暴力求助個案,約八成是中港婚姻婦女。

最近的求助電話則主要集中在:我們到底能不能得到那6000塊?

Mr. Trouble

窮,顯然不是新移民惹怒港人的原因,大逃港風潮中的那群“新移民”當年可更是身無分文地游向了香港的彼岸。

提及那段驚心動魄的逃亡史,香港立法會議員何秀蘭數次落淚。彼時,港英政府只派英軍巡查邊境,因為香港本土員警往往會對逃港者網開一面;成功入境的逃港者常得到陌生港人的幫助,一餐飯,一張去往市區的車票,或一通打給親人的電話。

逃港者越來越多,1980年,港英政府宣佈取消抵壘政策 (偷渡者如能抵達市區接觸到香港親人即可合法居留,如在邊境被抓則會被遣返),但只要某天晚12點之前,成功抵達灣仔運動場者,均可搭上合法居港末班車。

“臨近12點,幾乎所有香港人都在看電視直播,現場的員警邊高高拉起隔離繩,邊高聲給那些還在飛奔而來的偷渡者加油,還用力把跑到跟前的一把拽進隔離繩以內。”何秀蘭回憶。

數十年後,新移民從當年的難兄難弟被割裂成“他們”,是香港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逐步完善福利系統,催生香港本土意識與香港精神大時代背景下的必然。

港英政府任期最長的總督麥理浩於1971年就任後,為改善香港人口激增帶來的社會問題,陸續推行“十年建屋計畫”與興建地鐵等系列公共設施建設,這讓享受到“公民待遇”的人們首次產生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香港是我家”的歸宿感隨快速騰飛的經濟而得以強化為一種強烈的優越感。此後那些來自全盤落後內地的新移民,成為“阿燦”、“表叔”、“表姐”,成為完全不同於“我們”的“他們”。

1985年隨父母跨過羅湖橋來港的周保松如今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儘管粵語發音裡還帶著些微茂名鄉音,但已經沒人再把他視為“新移民”。

他初抵香港時,這座殖民地城市逐漸形成近似於英國保守黨所宣導的“小政府,大市場”,實施低稅制低福利,強調個人奮鬥的主流價值觀。

特區政府也在不斷強化公民資格義務的理念,1997年金融風暴後,政府開始削減綜援,推出類近就業福利的“自立更生支援計畫”,要求所有領取綜援且符合規定的失業者,必須參加此計畫尋找工作;2003年,新移民申請綜援的時間長度從原來來港1年拉長至7年。

而以領綜援為生的中港婚姻家庭,則處處顯得與香港精神相悖離。由於丈夫開工不足或長期失業,新移民妻子又沒有資格申請綜援,導致她們更願意選擇再生1-2個小孩,一可領額外的兒童綜援,二在申請公屋時有利於分配到更大的面積。港媒將這種依賴心態斥責為“吃煲仔飯”。

近些年,港媒中的新移民家庭形象,總是與好吃懶做、依賴綜援的字眼聯繫在一起。他們儼然成了社會包袱、資源侵佔者、Mr. Trouble。

眼下,當“蝗蟲”成為新移民的指代時,同根社的LOGO——兩朵荷花,經網友PS,“爬”滿了蝗蟲。

但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蝗蟲”印象其實與事實本身嚴重不符。2003年改革綜援政策後,新移民領域綜援的門檻大大提高,居住未滿7年,生活實在困難的新移民只有獲得社會福利署酌情權才能領取綜援。截至2011年2月底,獲得酌情權的新移民僅1.7萬人,只占領取綜援總人數的5%。

升級的危機感

從那首網路紅歌“蝗蟲天下”聽得出,在許多香港人眼中,搶奪香港資源的,絕不僅僅是新移民。用“內地+香港+資源”為關鍵字搜索近幾年港媒報導,立即出現一長串網頁連結:

越來越多內地人到港搶購奶粉導致斷貨;

越來越多內地家長為買奶粉與香港家長當眾鬥毆;

越來越多內地富豪到港狂掃豪宅炒高香港樓價;

越來越多內地孕婦來港生子以致本地媽媽沒有床位;

2011年誕生的第一個香港寶寶,父母雙方竟然都是內地人……

在內地人的邏輯中,這些現象是經濟寬裕,消費力上升的生活方式;是天天在身邊上演,見慣不怪的常態;是內地食品危機與商家信用破產背景下的最優選擇。

但在香港主流社會看來,這都是些在極短時間積累起財富、修養與習慣還停留在農業社會的暴發戶的壞習氣。這導致迅速富裕起來的內地人不僅是過來搶奪資源,還不可避免地帶來各種不良影響。

在他們看來,內地人的確不再是受人嘲笑的對象“阿燦”,但卻成了讓人心生恐懼的“蝗蟲”。

這些主要來自內地自由行旅客的負面印象,對自2003年以來,通過優才計畫及投資移民的途徑來港定居的高端人士沒有造成太大壓力。

他們多是商人、明星、高級專才,財富頗豐,社會地位顯赫,出行低調,受人歡迎。他們一旦申請成功即可獲得香港永久居民權,但大部分人仍舊在內地發展事業;他們幾乎不佔據任何港人的資源,他們赴港定居目的集中且明確:方便自己在全球自由飛行。

資料顯示,自2011年3月,通過這兩個途徑獲得港籍的人數分別為1872人及9708人。

對於絕大多數赴港產子家庭來說,3.9萬生產費用門檻對於他們而言全無意義,他們預約的,都是費用在7-10萬之間的私立醫院的床位。

他們也毫無搶奪港人資源的用心,他們只是想讓寶寶將來能接受更為國際化的教育與更高的發展平臺。

但無論如何,這群還在繈褓之中的全新一代“新移民”,眼下帶給香港社會的印象依然是恐懼與抵觸,這些數量已超過10萬的港產寶寶,未來將面臨哪些問題還難以預計。

眼下正在面臨問題的,是那些拿學生簽證的內地年輕精英,完全有別于韋小琴們的准新移民群體,當他們帶著“內地人背景”與香港磨合時,總能感受到遠說不上激烈但微妙的隔閡。

2004年香港高校開始擴招內地生源,每年各高校本科新生均給予內地生7%-10%的配額,Mphil(研究型碩士)、Master(學習型碩士)、PHD(博士)更成了內地生的天下。2011年排名前八的港校,在內地共計畫招生約1500人。

來自海南的楊曦是香港大學2008級本科生。兩年前與數十名內地同學一起組織了一個叫BTP志行會的社團,最近剛與同根社達成合作意向,幫助新移民家庭的孩子補習英語及其他技能,以提高他們與本地同齡人的競爭力。

這些人氣頗旺且氣氛熱烈的群體活動很快使他們擺脫了剛來港時的種種不適與不快。宿舍的有限配額、到歐美做交換生的機會、畢業後的就業機會,每每成為兩地學生之間心照不宣的抵觸情緒。

“剛開始,我們都努力學粵語,努力想交幾個香港的好朋友,”楊曦說,“可現在發現,達到想像中的‘融入’幾乎不可能,不過,我們現在這樣,也過得很好。”

這是絕大多數內地學生的心理適應過程。他們不再像傳統新移民那樣,拼命學粵語,拼命洗刷發音裡令人難堪的鄉音,拼命讓自己的行為舉止接近一個“香港人”。

這是一群讓香港同齡人百感交集的競爭對手,多少減輕了他們對“粗鄙內地人”的刻板印象。大體上,他們亦沒有融入香港所謂主流社會的焦慮,他們本身才是主流。

香港在擔心什麼?

此次派錢風波前,處於社會底層的新移民家庭群體鮮有進入主流視野,媒體上更多關注的,是那些通過優才計畫移民來港的內地明星、富商,以及嫁入或即將嫁入豪門的內地傳奇灰姑娘。

儘管總有這樣那樣關於內地人行為粗鄙、搶奪資源的負面報導,但許多人都以為,2003年始,內地與香港走向了持久的融融甜蜜期。

2003年中央政府啟動的自由行,及時挽救了經歷1997金融風暴後再遭SARS重創的香港 。2003-2010年,內地訪港遊客達1.19億人次,過夜遊客平均消費從2003年的5235元港幣上升至7400元港幣。香港失業率隨之一路下滑。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餘孽未盡,香港失業率卻逆市降至史上最低點。

香港大街小巷,開始越來越頻繁出現與內地相關的景象:茶餐廳裡督促孩子練習普通話的媽媽,林立于鬧市區的央企燈箱招牌,噴在的士車身的郭晶晶形象代言廣告。

香港媒體人杜婷曾聽朋友自嘲,如果去尖沙咀、銅鑼灣購物,一定要講普通話,才不會被店員歧視;而香火漸旺的廟裡,普通話也成為解簽者的必備技能。

至少在內地人看來,內地不再處於仰視香港的位置,尤其在2007年一路升值的人民幣反超港幣之後。這一情緒在衝突發生時得以戲劇性放大。2009年一段紅爆兩岸的視頻顯示,一周身大牌的內地女子在香港街頭“酒後吐真言”:沒有內地養活香港,你們怎麼有今天?!

在參與並成為“香港本土力量”核心成員之前,Lawrence也說不上對內地人究竟有多反感,湯唯還是他最喜歡的女星。反感的理由零碎但又一時難以改變:比如內地同學有的竟然喜歡蹲在地上,來港定居的內地人會不會把講“潛規則”的習慣帶給我們……

他也相信,內地人的修養與素質會慢慢提高的,畢竟過去30年,經濟發展太快了,其他方面的發展卻又來得太慢。但這也是他內心最矛盾與擔心的地方,“擔心香港等不及他們變化,就已經被帶壞了。”他說。在記者面前,他很注意措辭,提到“不好”的內地人時,他總是說“他們”。

這位22歲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大三學生對內地的瞭解,鮮有來自內地同學,雙方心照不宣地對某些敏感話題避而不談,始終保持著客氣而友好的距離。

絕大多數關於內地的新聞主要來自港媒及網路,這讓Lawrence對內地的認知處於一種激烈卻又缺乏系統,籠統而難以進入細理的狀態。

在決定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前,他考慮了足足一整天,最大的擔憂竟是擔心自己的回鄉證會被吊銷;提及持深圳戶口的市民可無限次往返香港時,他立即表示反對,因為那些在深圳打工的低素質群體大量湧入香港會帶來許多社會問題,他並不知道他擔心的群體,並沒有深圳戶口;他還對內地可以使用MSN、 GMAIL,內地電話能打國際長途表示驚訝。

儘管如此,他反復向我強調,他是香港同齡人中,“為數極少熟悉內地情況的人”。

這是香港回歸已近14年,讓內地人意外卻又真實存在的狀態。在嶺南大學副教授羅永生眼中,香港學生對內地的瞭解少得可憐,常將“文化大革命”寫成“民化大革命”,並對在課堂上說普通話十分抗拒,“有著對粵語失落的強烈焦灼”。

顯然,如果說上世紀70年代港人一代的本土意識是在社會福利系統逐步完善中定型的,眼下香港年輕人則是在抵制來自內地一波又一波的衝擊中試圖重新界定身份認同。

由本土知識份子組成的香港智庫組織在此次派錢風波中站在了新移民的一邊,但這並不會影響總幹事林輝的價值觀:將自己定義為“香港人”,也不拒絕“中國人”身份。但在國外,“我會說我來自香港”。

反高鐵,反香港加速融入內地,反內地孕婦來港生子,反內地人到港搶購奶粉,反香港內地化,連同早幾年保衛港英政府時期造建的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香港年輕一代試圖通過為“香港人”做加減法重新尋回定位。

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周保松看來,港人身份的焦慮感在於香港地位在過去14年中的悄然變遷:香港金融中心地位逐漸被上海趕超,一個自嘲的新名詞“港燦”開始在香港年輕人之間流傳……

可無論如何,全面與內地切割的主張在香港是幾乎沒有市場的偏執言論。在恐懼自身對內地依賴程度越來越高的同時,沒人能抗拒來自內地的機會與誘惑。

在海南建成免稅購物港,據說不少商品還比香港便宜時,香港如何留住自由行旅客,維持國際購物天堂地位,又成為近期港媒討論的話題。

3月份的一天,Lawrence在Facebook上發現並加入了“香港本土力量”小組,自告奮勇擔當起聯絡外宣的責任。

在加入之前,他停頓了一下,用了一個全新的網名與帳號,他不想讓自己的內地同學與朋友知道,他說到自己畢業後還有可能回到內地發展。總體上,他是個溫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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