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工未有資格出席奥斯陸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可是從電視直播,看到將屬於劉曉波的獎狀,放於那張沒有主角的空櫈上,心情,仍然十分激動。由八九年六四開始,多少中國人為了中國的民主人權,面對中共不斷打壓,仍然堅毅地走著他們的路,由劉曉波、王丹、天安門母親,到今天譚作人、趙連海、艾未未,或許他們目標有異、理念不盡相同,但他們追求的終點,仍是一致的:他們要的是一個公平、平等、民主的新中國、一個真正視人民為人民的中國,這,該是一個最低、最基本、最卑微的要求,可是他們卻要負出最大的代價,那是要犧牲自己的自由、生命、權利、甚至與親人相聚的權利,去追求一些理應生而有之,卻在神州土地上,視之為禁忌的訴求。

每當我想到這兒,我就會感到十分不安與慚愧。我們身處今天的香港,我們擁有的一切,正是某些內地同胞,不惜犧牲自己個人利益,仍然堅毅不捨地去追求,我們不懂珍惜自己擁有一切,去全力捍衛之餘,反而有人要落井下石,對那些追求與我們一樣,可以有相同的權利的同胞,加以批評和鞭撻,那些香港人,他們有沒有良知?他們,又是否對得住內地的同胞?

又或許,縱使中國半官方傳媒《環球時報》社評形容,「今天在挪威奧斯陸將上演一場鬧劇」,中國外交部作出了反擊,可是,世界人民,是否真的會認同中共看法?

正如諾委會主席亞格蘭演辭所說,向劉曉波頒發諾貝爾和平獎,不在於侮辱任何國家,而是想令世人醒覺人權和民主的重要: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曾向南非人士頒發過四項和平獎。所有四位得主都親臨奧斯陸。但 1960年亞伯特.盧圖利和 1984年圖圖(杜圖)主教的獲獎,都引起了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強烈不滿,直到 1993年納爾遜.曼德拉和戴克拉克(德克勒克)榮獲和平獎,才終於博得了雷鳴般的掌聲。

頒發以上這幾項和平獎的目的,當然絕對不是為了侮辱任何人或任何國家。委員會的意圖是通過頒獎,來凸顯人權、民主與和平之間的關係。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提醒世人,當今世界大部份地區民眾所享有的權利,是有人不畏個人得失而奮鬥和努力的成果。

他們是為了民眾的利益而無畏奮鬥的,這就是為甚麼劉曉波值得我們的支持。」

亞格蘭演辭中這一段話,也足以令中共反省他們打壓異見人士的行為,如何在歴史洪流中,早已證明是失敗:

「歷史上有過政治領袖試圖借助民族自豪感醜化持政治異見人士的諸多例子。這些異見分子轉身便成了外國間諜。有時,這種指控還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號,但後果幾乎無一例外是可悲的。

這種非此即彼的推理方式,還在反恐怖主義鬥爭的言辭中有着異曲同工的體現:「你要麼是我的朋友,不然就是我的敵人。」酷刑和未經審判的監禁等非民主手段,也以自由的名義被加以濫用。這樣的說法和做法就更加劇了世界的兩極分化,並削弱了反恐鬥爭。

雖然面臨着多年的囹圄生活,劉曉波仍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在 2009年 12月 23日法庭上所做的最後陳述中,他說:「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

艾薩克.牛頓曾經說過:「如果說我能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當我們在今天能夠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們站在了古往今來的眾多先人的肩膀上,是他們無私無畏地堅持着自己的信仰,從而為我們爭得了自由。
因此,在當今社會不少人忙於數點鈔票,很多國家只顧及眼前的本國民族利益或對劉曉波的倡議和努力置若罔聞時,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再一次決定,通過和平獎的頒發,來支援為全人類利益而奮鬥的人們。」

亞格蘭最後說,「我們向劉曉波榮獲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表示由衷的祝賀。他的觀點最終會使中國變得更為強大。我們祝福他、祝福中國未來一切順利。」真的,若然中國可以如劉曉波預言,走向民主、公平、公義、人權國度,未來中國,必定如亞格蘭所言,必定會日益強大,那,才是真正的民主新中國。

p.s.有份出席頒獎禮的A,在頒獎禮期間傳了一條短訊給童工:
「空櫈
剛有兩分鐘standing ovation,當主席要求釋放劉曉波」
那一刻,很多香港人也如A一樣,我們也為劉曉波鼓掌,要求釋放劉曉波,我們要的是一個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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