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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昨日出席香港記者協會午餐會,他以「社會秩序危機時期記者採訪的法律環境」為題發表演講,由兩次世界大戰、91年波斯灣戰爭以至「911」事件,認為「社會秩序危機時期,最緊迫、最根本的公共利益是擺脫危機,恢復正常秩序,所以媒體有義務協助政府執行應急措施,暫時收窄自己的權利。」甚至認協助政府執行應急措施,該是媒體的首要任務,監督政府,只是第二任務。

童工質疑,究竟是否當國家面對所謂「社會秩序危機時期」,傳媒要「暫時收窄自己的權利」,甚至配合政府,是否真的必須如此?郝部長自稱學者,引用西方例子說明自己所言,有理有據,實情是,只要翻開近年西方傳媒,如何在美帝大打反恐戰之餘,大揭美帝軍事行動機密、甚至不惜對簿公堂,郝部長不失為一忠誠共產黨員,總愛以偏概全、為求證明自己、中共歪理,不惜選擇性引用有利自己觀點的「事實」。

今天美帝傳媒,是否因為戰時「國家安全」,可以放棄監督政府,按政府指揮棒行使?或許有傳媒是這樣做,但,絕不是全部。

《紐約時報》於2006年入稟法院,控告五角大廈,拒絕向他們提供國家安全局未經法庭批准監控境內電子通訊的相關文件,違反美國《新聞自由法》。有於有關決定,全是因應911之後的反恐戰而作出,美帝政府認為涉及國家安全及軍事機密,小布殊及白宮曾斥《紐約時報》的做法是破壞了長期以來的戰時保密傳統,小布殊更指《紐約時報》可恥,但《紐約時報》為了公眾知情權,不為所動。

另一例子是越南戰爭期間的1971年6月13日,《紐約時報》及之後的《華盛頓郵報》,分別刊載名為《美國越南政策決策過程史》(History of U.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n Viet Nam Policy)機密研究報告,揭露不利美帝反越戰秘密,當時的司法部以違反保密法令為理由,要求停止連載被拒,結果官司一直打到美國最高法院,最終法院以六票對二票。判決兩家報紙勝訴。

童工只想對郝部長說,就是去到戰爭時間,西方傳媒也不是一定要站在政府一面,傳媒,不論任何時候,也是站在人民的一面去監察政府,不存在於戰爭或危急時,一定要站在政府那一邊!

郝鐵川部長常以學者自居,可是如此斷章政義論述新聞自由,究竟,他掛著「學者」之名,又豈不是侮辱那些真正治學嚴緊、實事求是、不為政權服務的真正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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