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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怎樣也想不到,中共為了阻止境外香港傳媒採訪譚作人審訊,竟可以用上如此卑劣無恥手段,恐嚇香港傳媒。

早年,某些中共不歡迎傳媒北上採訪,個別開明的中共官僚,不是以「隻眼開集眼閉」態度,任由他們採訪,就是勸告他們盡早離開,以免鬧出甚麼麻煩,就算要奉承上意,強硬封殺,不論過去和現在,大不了指控記者非法採訪,要求他們立即離開,再過份一點,也不過是沒收所有採訪材料,要記者知難而退,令他們明白在中共強大專政機器下,西方所謂掌握第四權的記者,他們根本不當作一回事,更不怕你抹黑中共甚麼封殺新聞自由,因為,他們眼皮底下,根本沒有所謂的新聞自由,自然無懼外間指控中共封殺新聞自由!

可是,中共打壓歸打壓,他們可還有點自知之名,起用的罪名,總離不開甚麼非法採訪、未經單位批准採訪、甚或連理由也不給,總之,就是不許記者採訪,全因,他們心中也知道,封殺記者採訪,算不上是甚麼光彩及理直氣壯之事,在國際輿論,也難以認同,總之趕走那些記者就可以了,沒有人想把事情鬧大。

誰想得到,今天中共為了趕跑採訪譚作人審訊的記者,竟可以無良地以刑事罪名,試圖恐嚇香港記者?昨天到成都採訪的now新聞台記者黃嘉瑜及攝影師,竟被成都公安以懷疑房間有毒品為理由,阻止他們外出採訪,令他們無法採訪譚作人案。

拿懷疑房間有毒品為借口,打壓香港傳媒,手段之卑劣、其威嚇之大,絕非以往控告記者非法採訪可及,因為根據大陸《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規定,若被執法法當局指藏有及販賣毒品,不論販賣毒品無論數量多少,都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予以刑事處罰,按其數量,可由判三年有期徒刑到死刑,視乎情節嚴重而定。拿違反刑事的罪名「屈」香港記者,可說以往從未發生過。童工與一名相當資深的傳媒中人A談及這個問題,A也說數十年內地採訪生涯中,指記者藏毒去打壓採訪,那是聞所未聞,更直指那不再是打壓傳媒,而是恐嚇傳媒:「若果內地可以用刑事罪名、最高刑罰可以係打靶罪名去對付記者,以後傳媒重敢唔敢隨便叫記者去採訪北京想封殺新聞?萬一到時記者又畀人屈藏毒,後果邊個老細負得起呀?」

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香港記者協會及now新聞台對今次事件表示遺憾,但對中共領導層來說,他們聽得到嗎?若然說香港傳媒報道譚作人案,可能對中共形像做成負面影響,用企圖以藏毒罪「屈」香港記者,阻止他們採訪,做成的負面形像,只會更大、更有殺傷力。

更不要說,對譚作人案審理,只有匆匆兩個半小時就草草完結、希望上庭作供的艾未未,竟然被公安打傷。究竟,胡、溫所說的以法治國,究竟是怎樣的法呀?設若台灣同胞看到這些新聞,要他們與中共談統一,他們會怎樣想?

沒有人權、法治、新聞自由的政權,對已有民選總統的台灣人來說,肯和這個政權談統一嗎?

這是now新聞台的相關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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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為四川地震死難學生申寃、為六四死難者求一個公道的內地維權人士譚作人,遭官方指他在網上為四川死難學生申寃文章,嚴重詆毀黨和政府,今天在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審。在中共過去歷史中,如此政治審判,民眾連劃清界線也來不及,豈有人敢與這些中共視之為階級敵人的「犯人」,走在一起?可是,譚作人不單有律師肯為他辯護,有兩名省級環境和地質專家艾南山及范曉為他作證,更有四川地震死難學生家長,肯為譚作證人,而另一維權人士、詩人艾青之子、「鳥巢」設計者之一的艾未未,也會到成都聲援,爭取為譚作人發言。

同時,被北京以逃稅罪名查封的維權組織公盟,被中共指他們欠交稅款140多萬,想借此查封他們,可是公盟竟從民間籌足罰款,有關人員及代表律師,想向政府交罰款之時,稅務局官員竟以沒有公盟法人代表許志永親筆簽名為理由,拒絕接收罰款!

許志永,現正遭北京以莫須有之罪名,遭中共拘禁,連親友也無法接觸他,稅局官員竟要他親自來交稅金罰款?那不是針對打壓公盟,又是甚麼呢?

或許中共想不到,竟有人肯為譚作人辯護、公盟竟可以在民間籌到足夠款項,應付中共企圖利用法律打壓維權人士的手段,中共或許想不到,為何被他們想盡辦法抹黑、想鬥跨、鬥臭的維權人士,竟仍有人肯挺身而出支持、又或在背後以金錢默默聲援。

全因,今天中共管治下神州大地,不公平、不公義之事真的太多了,政府視若無睹,維權人士,成為被執政者欺壓的最後希望了,今天已不是反右、文革,不是中共想批誰、想抹黑誰,人民就會盲從,中國民智,早已進步了,中共用那些文革式政治批鬥手段對付維權人士,不但難再生效,甚致會有反效果,今天不是每個中國人,也會盲從官方立場呀!

中共,不要低估中國人民的智慧,今天已是廿一世紀,中國人民也走向世界了,不肯承認維權人士對中共錚言,只懂用極左手段打壓,最終,中共只會自食其果,盡失民心。


煲呔的學生自願驗毒計劃,想不到建私隱專員也要插手了,引述《明報》報道: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吳斌昨致函教育局長孫明揚,表達他對校園驗毒計劃的關注。吳斌說,並非所有學生都有足夠理解能力真正同意參與計劃,《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亦沒有授權家長或監護人代表未成年人給予同意。吳斌承諾會要求政府提供足夠資料,讓他提供良好的方式,確保學生的個人資料得到保障。」

吳斌又指,按目前私隱條例,那是不容許家長或監護人代表18歲以下子女提供個人資料,政府若然要做的話,必須透過修改法例達到的。

可是,政府可不是這樣想,看政府發言人怎樣回應私隱專員質疑:

「政府發言人在凌晨發表聲明,指留意到專員提出關注的事項,但強調政府制訂驗毒試行計劃細節時,完全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各項條文,試行計劃將恪 守「自願性質」及「保密性」這兩大重要原則,而當局在設計該計劃時與律政司緊密工作,信納試行計劃完全與法例相符。發言人強調,一名學生即使被隨機抽中驗 毒,他仍可拒絕提供尿液樣本,當中不存在只依賴其家長的同意,或違背學生的意願去強迫提供樣本。」

可是,政府發言人忘記了特首煲呔日前對青少年驗毒發表的指導性講話,不錯,若如政府發言人說,「一名學生即使被隨機抽中驗 毒,他仍可拒絕提供尿液樣本,當中不存在只依賴其家長的同意,或違背學生的意願去強迫提供樣本。」但若學生不想違背自己意願,不肯交尿液樣本,甚至拒絕驗毒,按煲呔早前的指導性講話,堅持捍衛法例給與他們私隱權的學生,「那是給予學校、社工和家長信息,讓他們及早介入,輔導吸毒學生。」即是說,一是學生為求清白,不惜違反本身意願也好,主動放棄法例保障的個人私隱權,主動提供尿液樣本,否則,按煲呔邏輯,就是「給予學校、社工和家長信息,讓他們及早介入,輔導吸毒學生」!

若學生要堅持《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給與他們保障私隱權利,拒絕驗毒,那就等同「給予學校、社工和家長信息,讓他們及早介入,輔導吸毒學生」,堅持保障個人私隱,反成被指疑似吸毒學生理據,那,《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立來幹啥?連修理也懶做,只求政治上便宜行事,那,縱使我們有多少條保障人權、私隱法例又有何用?當政府拿著所謂大道理之時,可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香港,所謂法治,還剩下多少?

打擊青少年濫藥,總不可以視法如無物呀!


The Witch Trial

前一篇說及香港的重要基石,普通法的司法制度,那倒不可以不說,當中最重要的一部份,陪審員制度了。日前在高等法院審理案件,皆有由一般市民組成的陪審團,由陪審團決定犯人是否有罪。

可是,並非所有奉行法治國家,也設有陪審團的機制,就以日本為例,今年五月,日本才開始實施陪審團制度,可是不少日本人對此反應冷淡、甚至可以說是反感,因為他們認為,把疑犯是否罪名成立,交由一班沒有專業法律知識的普通人去決定,而非由受過專業法律訓練的法官做裁決,那是令人難以接受。

為何英式司法制度,要有由普通人組成的陪審員去裁定疑犯是否有罪?民主黨創黨主席,也是資深大律師的李柱銘,也留意到日本的司法制度改變,他在上周三出版的《壹週刊》專欄文章「Trial By My Peers」,解釋英式司法制度,設立陪審團的歴史原因:

「然而,陪審團制度的優點,正正就是「普通」。交由生活在同一社會、擁有普遍相同價值觀的普通市民,去判斷答辯人的行為有否觸犯法例。因此,陪審團制度——由同等的人來判決(trial by my peers),在行使普通法制度的國家,被視作維護司法公平、彰顯正義的基石。

十八世紀的英國,刑律非常嚴厲,輕微的過錯,都會被重罰。例如:從商店竊取五先令以上(見註),或從別人家裡偷得四十先令以上,均判處死刑。五先令、四十先令在二百多年前,價值當然較現時大,但也不算巨額,所以就算是偷羊、偷馬,都可判處死刑,或會改為遣送殖民地(如澳洲)作苦役。因此,當時的陪審團,為免犯人受到他們認為過重的刑罰,在評估被竊物品價值時,無論是一隻羊或一匹馬,陪審團往往都會定為四先令,那麼,犯人就不用面對殘酷的判刑,被絞死或流放。

這裡說明有陪審團參與裁決,就能夠以人道角度,去平衡嚴厲的法律。在現今社會,法律雖不像當年嚴苛,但仍需要陪審團制度,讓答辯人得到公義的裁決。」

這個在日本受爭議的議題,早前也被日本電視台拿來作題材,拍成日劇《魔女裁判》。懷疑謀殺丈夫的繼室,由陪審團決定她是否有罪,可是由陪審團組成一刻開始,已有人在背後干預,甚至用恐嚇陪審員手段,以求左右審判結果。雖然,故事總離不開日式肥皂劇慣例,那是把情節扭轉再扭轉,最後結局,令人生出由陪審團判以有罪或無罪,是否真的代表疑兇有還是沒有犯案的疑問,還有當中收買陪審員情節,又似乎合情合理,未必不可能出現,那陪審員制度,又是否有問題?

某日與資深大狀A午膳,問他這個問題,A說,那,正是法治精神所在,若一個地方,有深厚法治精神和信念,要恐嚇、收買陪審團可不容易,若有人隨便收買、恐嚇陪審團可以有效,那倒不如直接收買、恐嚇法官,效果可能更大呢!這個情況在南美、以致非洲某些國家,早已出現了,全因那兒國民對法治觀念不夠強、政府對維持司法獨立不夠堅定和強硬,才會出現這個情況,若香港不珍惜目前的司法獨立、法治指神,誰敢說十年、廿年後香港司法獨立、法治精神不會倒退?

童工可不想看到未來香港的司法制度,可以在政治壓力下,影響法官及陪審團的裁決,正如今天中國大陸一樣,未有全面民主前,保住香港司法獨立,那是香港保住前途和優勢的重要一步!

p.s. 昨天放假,心情欠佳,忽覺今年已過了大半年,當中遇上很多令自己感到無奈的事情和決定,也惱恨為何總是如此,不知不覺間,溜到兒時舊居附近的公園,呆了一個下午,想了又想,總覺,人真的是逃不掉命運安排,應命,又再令童工感到無奈,還有,昨天真的很悶熱,弄得一身是汗!


童工總覺今次特區政府的學生驗毒計劃,只是那急就章的措施。先不要說,正如童工早已說過,所謂校本自願驗毒,與打擊青少年濫藥,可以有多少關係?《信報》練月錚主筆,早已撰文述說驗毒和打擊濫藥,兩者沒有必然關係了,根據生果報報道,練主筆在他的文章:〈政府自知校本驗毒有效性毫無根據!〉中,引述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在他禁毒報告中,引用 McKeganey研究,如何不盡不實,「列舉黃仁龍報告當中所「遺漏」的部份,例如研究指至今仍沒多少對校本驗毒成效的鑑定研究;現存研究的質素也不嚴謹。文章質疑政府「一方面違反學術研究結論,另一方面又借學術研究之名推動政策,特區政府已不是第一次。」」(這是引述自生果報跟進報道)。

昨天,黃仁龍可沒否認有關報道和評論,反而堅持不論成敗,學生驗毒,也要貫徹到底,引述《明報》

「面對大埔區驗毒計劃受多項質疑,黃仁龍昨日率領禁毒專員黃碧兒及教育局副秘書長葉曾翠卿及官員解釋政府抗毒工作。他強調,驗毒只是其中一項抗毒工作,雖然外國驗毒的成效不一而足,但相信驗毒能起預防及阻嚇作用,尤其是從未吸毒但有可能接觸毒品的學生。他說﹕「更重要是向學生發出對毒品『零容忍』的信息。」

他相信不會只有清白的學生參與驗毒,以他接觸的青年不論有否吸毒,並非所有都與父母或教師對抗。不過,他強調,就算大埔區試驗計劃成效不彰,也不等於要實施強制驗毒。」

但更令童工感到極端不安的是,今次特區政府堅持要實行學生自願驗毒計劃,背後的邏輯和理念,完全與香港人信奉的法治精神相違背,請看看我們的行政長官曾蔭權,昨天出席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舉行的「做個潮爸媽」家長講座後怎樣為這個驗毒計劃解畫:

「若學生不肯驗毒,他(曾蔭權)認為,那是給予學校、社工和家長信息,讓他們及早介入,輔導吸毒學生。該計劃清楚顯示社會各界對毒禍的重視,從而邁向無毒校園。」

這段話,可是引述自特區政府的政府新聞網,那可是官方認可特首發言,按這段官方引述特首發言,政府推動學生驗毒的邏輯是,「不肯驗毒」等於「給予學校、社工和家長信息,讓他們及早介入,輔導吸毒學生」,即學生不肯驗毒=學生已/懷疑吸毒,這,豈不等於不肯讓警察搜身等於犯法?那,普通法中推定無罪原則去了那兒?按煲呔遷輯看學生驗毒計劃,那是用推定有罪去看學生:先假設大埔區中學生不少人也有濫藥,所以實行驗毒計劃,若你拒絕驗毒,即是「身有屎」,「給予學校、社工和家長信息,讓他們及早介入,輔導吸毒學生」,不肯驗毒就等於「吸毒學生」?推定無罪原則去了那兒?普道法中寧縱無枉、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精神,豈不蕩然無存?香港,已沒有民主了,我也不期望煲呔可以為港人爭民主了,法治精神,已是港人最後底線和基石,為了禁毒去損害法治精神,表面上似乎合情合理,再想深一點,其毒害之深,絕不下於青少年濫藥之害,若此例一開,那日後警察懷疑你犯法,你拒絕回答警方的盤問,那又是否代表「身有屎」,等同給與警察一個你已犯法的信息呢?

更不要說,連黃仁龍也承認,驗毒計劃只有「起預防及阻嚇作用」,為了預防及阻嚇作用,不惜性犧法治精神?若這話是出自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口中,童工還可以理解,但黃仁龍是律政司司長,為了對青少年濫藥起阻嚇作用,可以不顧普通法精神,那,日後為了阻嚇危害國家安全、顛覆與煽動,所謂法治、普通法精神更是不值一哂,若由他處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結果會是怎樣?大家不妨想一想。

要解決青少年濫藥,絕非靠甚麼驗毒計劃,正如區議員A說,為何這麼多青少年濫藥?除了根深蒂固的社會流動性問題,青少年看不到未來,所以用毒品逃避現實外,毒品價格不斷下跌,也是主要原因,當濫毒/濫藥消費,可以與吸煙相若之時,青少年濫藥又怎會不嚴重?毒品價格下跌,不是今天才出現之事,那是長期以來供應充促引發,為何香港毒品供應之充促,可以令學生也消費得起?這,又豈不是警方、海關禁毒不力之後遺症?正如A說,與期要搞甚麼驗毒計劃,倒不如修改法例,凡藏有、販賣毒品或軟性毒品者,一律判以終身監禁,毒販在嚴刑之下,必有所收斂,供應下跌,售價上升,學生消費不起,自然要戒毒!嚴刑峻法,那應對被法庭判以有罪的人,而非針對一般市民、甚至是學生呀!為何特區政府要把大埔區所有學生也當佢疑似吸毒,不肯驗毒就當作是吸毒者信息,反而不想想加大警力,打擊毒販,再施以嚴刑、販賣毒品不論量少量多,一樣重判?我想,特區政府以嚴刑、甚至皓刑針對毒販的反對聲音,一定較搞甚麼學生驗毒計劃少!


特區政府一整天也在高叫要香港年青人愛國,可是,究竟他們想年青人擁抱中共,還是以身為中華民族為榮?若然如某些愛國愛港人士所言,愛國,真的可以不等同於愛黨,那麼,作為在香港這個文明社會中,明白什麼叫人權、法治、平等價值的地方,中共作為今天神州大地最大執政黨,他的所作所為,怎樣令香港人,以致在海內外炎黃子孫,除了因為今天中共管治下的經濟成就外,還有其他理由,去愛這個偉大祖國?

香港人其實是相當務實,以今天中共管治下的神州大地,爭取民主,那只能是長遠目標,誰也不會相信,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中共倒台,中國人民有民主!倒而求其次,沒有民主情況下,中共可否是一個仁慈的獨裁者?起碼人民基本人權、法治可以受到保障?容許中國人民在法律公平保障下,討回謹有的一丁點人權和保障?可是,在近日中共出手,不斷打壓為基層人民悍衛權益的民間非政府組織情況下,今天中共,要令香港、台灣,以致海內外僑胞,真心誠意地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身份為榮,恐怕,仍是十分困難。

明天,《明報》評論版刊登一篇文章《請用法理來說服我──為許志永老師給溫家寶總理的公開信》,那是一名中七女生鄭詠欣,寫給總理溫家寶的公開信、一封為北京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成員許志永申冤的公開信。在鄭詠欣眼中,許志永只是依據憲法權利,為受打壓基層人士,以合法途徑爭取權益,她不禁要問溫總理,究竟許志永,錯在那兒?

「近日被政府盯中的是許志永先生和他所領導的「公盟」。公盟是由一群關注中國發展的律師及學者所組成的民間組織,他們透過學術研究就國家的法制改革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推動國家實現民主法治。他們另一項為國人所熟知的工作,是為一些弱勢群眾如上訪者、被徵地者、毒奶粉案的受害者等等提供法律援助,幫助他們透過現有的司法制度去取得公義。單從近日稅局搜查後曾獲得幫助的民眾紛紛勇敢地到公盟辦事處聲援一事,任誰也看到「公盟」是站在人民那邊的!為何溫總理你所領導的政府仍要做出這件不合民情的事呢?

據我所知,「公盟」的工作是非牟利的,他們曾經想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但遭到當局拒絕,被迫申請為有限公司。在國際社會,這種團體並不需交稅,而其捐獻者更能獲得免稅優惠。但由於公盟的成員是守法的律師,明知制度的不合理仍舊依規定納稅。在被稅局指控漏報稅項時,亦坦誠地承認錯誤。為何溫總理你所領導的政府仍要向他們徵收最高的罰款,並過分地在公盟辦事處以「搜證」為名而檢走所有維權資料呢?更令人感到無法理解的是,許志永先生突然在召開第二輪聽證會之前,遭公安與便衣從家中帶走,並扣留在看守所中,不能與家人及律師聯絡,同時更要公盟關閉其網頁,這實在是對公民基本權利的無理剝奪。

溫總理,你經常說要「依法執政」、「依法治國」,我想請問你一下,執法機關是根據哪一條法例去帶走許先生的?我對中國法律的認識十分膚淺,但仍知道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我國憲法的第35條列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結社的自由,第37條更清楚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就我對上述條文的理解,我認為許先生現在應該可以自由地留在家或身處辦公室辦事的。」

更令這名香港中七女學生難以理解的是,他們和許志永見面,說到有人阻攔人民上訪,許竟為中央解釋、體諒中央政府難處,但,他們的苦心、他們的體諒、他們的妥協,換來的是中央政府以無理手段打壓:

「今年4月,我和其他同學到北京考察交流時,有幸在未被搜查的公盟辦事處與許先生談論中國政治。看見他願意無私地為中國在法治民主領域上努力,並對於中國的未來充滿了希望,令我深受感動。猶記得考察時,我們曾到過永定門內國務院信訪辦的門前,親眼目睹不少惡形惡相的截訪者和情況可憐的上訪者。因此,在傾談中有同學便問了許先生一句「為何中央政府會容忍那些截訪者存在呢?」你知道許先生怎樣答嗎?他說上訪人數遠遠超過信訪部門所能承受,所以中央政府亦唯有容許截訪者存在,以免信訪部門的工作量極嚴重超標。在訪問中他多次提醒我們中國政府已很努力,要對政府有多點耐性。

許志永先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充滿理想但不狂妄,他看到很遠的目標仍堅持穩重地一步一步走下去,他不怕只有一點一點微弱的力量在慢慢地付出,堅信中國終有一天能實現法治民主與自由。」

對一名生於一個尊重人權、法治,每個人也平等地方的小女生來說,這一切是無法想像,為何一位只是為低下層發聲、爭取權益,還顧及政府難處的法律工作者,竟被政府抓起來?他,犯了甚麼錯?錯在幫助要幫助的弱勢社群?以共產黨員標準,許志永,理應是標準傳統共產黨員,只想著利人,不想利己,怎麼現代電鋒,被今天共產黨打成罪犯?那是世道變了?還是共產黨變了?中共,為了政權,連自己的階級朋友也出賣了?難怪,純真的小女生會問偉大的溫總理、溫爺爺:

「溫總理,我真的十分不解為何你們的心如此的狠。為何要用這方法去對付這樣一個體諒政府、理性論政的學者呢?他所做的事只是在現有的遊戲規則下安分守己地為弱者去爭取憲法賦予的權利。他做的事情無一不是愛國為民!為何中央連這樣的一個人物也不能放過呢?為何不容許他和公盟透過公開公正的司法程序去處理這事呢?」

香港小女生這封信,沒有寄給偉大的溫總理,只是在報章上刊登,當然,就算寄給總理,他,會回覆嗎?可以怎樣回覆?恐怕,溫總理一天不能給這香港小女生一個回覆,要香港人真心誠意擁抱偉大祖國,一天也不可能,全因,還是那句,我愛祖國,祖國愛我嗎?

p.s.若是有心人,不妨把小女生的信,傳貼在內地網站,令更多內地人知道,香港新一代,也有愛國的人,而且是相當理性,並非想與中共搞對抗,他們對祖國要求,其實是相當合理的。


為了打擊青少年濫藥問題,早前我們的行政長官曾蔭權,提出了要加大力度打擊青少年濫藥,並推出所謂五招打擊濫藥措施,當中包括提早在今年9月,在大埔區中學先行試驗校本驗毒計劃,要求該區中學自願加入學生驗毒。

上周,香港天主教區主教湯漢,接受無綫電視專訪,以「我不會提倡驗毒」,去回應政府措施,湯主教解繹,,「我不會提倡驗毒,甚至可能有時會嚇到一些,而且他會更精鬼,他又會今天如果放假的時候,我便吸,如果返學的時候,我提早吸,吸完可以避了,驗不出,他又 想其他方法,可以怎樣讓你驗不出,所以我覺得都是一個下策,其實不是真真正正的上策,上策是多點關愛,而且愛不只在學校,有時都配合家庭,整個大社會,一 齊愛青年人,如果整個風氣是這樣,就正面得多,積極得多。」(這是引述自TVB.com有關訪問的訪問原文),想不到湯主教言論,竟引來牽然大波,外界質疑主教立場,《明報》更寫了一篇社論《請湯主教收回成命》,指「儘管計劃還有很多未知數,但學校應有的態度,是視計劃為一個要盡力做好的挑戰,積極盡力解決可能出現的問題,必要時可要求政府承諾增撥資源,而不是消極地指驗毒計劃問題多多,拒絕參與,不應該連落實細節都未開始研究就打退堂鼓。」

看到這樣言論,童工不禁要問,究竟,今天我們英明神武的偉大行政長官曾蔭權,以及一眾關心青少年社會賢達,究竟想解決青少年濫藥問題,還是想解決落實大埔區校本驗毒計劃落實問題?

校本驗毒計劃,按童工理解,那是解決青少年濫藥問題其中一個政府提出的方法,那是手段,並非目的,真正目的,在於如何減少青少年濫藥,現在,不過是有人質疑校本驗毒計劃這種手段,根本解決不了青少年濫藥,那,何錯之有?為何,由特區政府提出的解決方法,必定是「正確」的解決方法,任何人有異議,必被批判?

況且,童工根本不信校本驗毒計劃,可以打擊青少年濫藥。童工很久之前,與社工朋友A討論青少年驗毒之議,A那時已不以為然:「學校入面有邊啲學生有take野,搞訓導同班主任唔駛驗毒都知喇!就算有驗毒又點?驗到有take野又可以點?拉佢?告佢?迫佢去戒毒?冇可能架!咪又係搵社工去輔導佢?可以救到,駐校社工一早救左!我真係睇唔到有乜幫助!」大狀B說,就算驗毒發現有學生真的濫藥,政府、學校可以幹甚麼?律政司可以用「懷疑曾濫用受管制藥物」告他,要他戒毒嗎?香港,可未聞有這樣法例呀!只要在那些學生身上搜不到違禁藥,就算驗到他曾吸食毒品,政府何以怎麼樣?

童工親身聽過這些分析,明白所謂校本驗毒可以打擊青少年濫藥,實質成效有多大,對不起,恐怕效果等於零,除了有「靠嚇」作用之外,若有學生、甚至學生家長拿出人權法出來做擋箭牌,拒絕驗毒,那,是否又要為減少青少年濫藥,廢掉人權法?那即是說校本驗毒計劃,根本不能解決青少年濫藥的問題,為何,有這麼多人,捨本而逐末,只關注校本驗毒可否落實,忘記校本驗毒,能否真正解決青少年濫藥?與英明神武的偉大行政長官曾蔭權,一起舞弄那轉移公眾視線的遊戲?

更令童工失望的是,湯漢主教、天主教教區,見所謂群情洶湧,竟不肯堅持立場,把責任推到TVB記者身上,天主教社會傳播處發表聲明,指湯漢主教的訪問「曾作出剪輯,令湯主教之前言後語一度引起誤解」云云,負責採訪的TVB助理採訪主任李家文,日前發出聲明,「本台一貫以嚴謹態度處理新聞,大家理解一則精簡的新聞,不能將一個專訪全文照錄,但本台絕不會扭曲被訪者的原意。上周五有關「打擊校園吸毒」的報道中,本台依照湯漢主教原本用語「不提倡」,來表達他對「驗毒計劃」的立場。

至本周一,天主教社會傳播處發了聲明,指湯主教接受某電視台專訪,並播出了他對《校園驗毒測試計劃》的看法,而由於訪問曾作出剪輯,令湯主教之前言後語一度引起誤解。

我即時聯絡天主教社會傳播處主任容若愚先生了解,他表示本人的報道沒有問題,亦指湯主教等人再看過本台播出的三集專訪後,對報道表示讚賞。容先生指,「聲明」只是想回應個別報章的評論,並非不滿意我們的報道。」

那,即是怎樣,教區聲明說「曾作出剪輯,令湯主教之前言後語一度引起誤解」,但李家文又說聯絡容若愚,「他表示本人的報道沒有問題,亦指湯主教等人再看過本台播出的三集專訪後,對報道表示讚賞」。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不禁懷念陳日君任主教的年代,支持居港權人士,縱使被罵,堅持信念、寸步不退、甚至為那些拿行街紙小朋友,安排他們入教會學校讀書,面對校本條例爭議,更是不理外界批評,一步也不讓,全因,他相信真理,站在他這一邊,堅持真理,那是神職人員信念,左搖右擺,那,又是怎樣的道理?

聖經《箴言》中第4 章第23 節說:「你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這是童工看到主教、教區對校本驗毒前言不對後語,想說的話,你們,有沒有保守自己的心?

p.s. 昨天看電視報道,煲呔巡視警務處,警員向他展示某青少年Xanga網誌有關濫藥留言,煲呔叫警方加強網上巡邏,只覺煲呔又再顯示其網絡白痴,今天,各大傳媒恐怕會報道有關消息,煲呔可知,那些濫藥青少年,只要即時在他們的Xanga網誌,加入friend lock、非朋友不得內進,警察根本看不到內容,政府還可以怎麼樣?難道凡有friend lock的 Xanga網誌,警方也想辦法入侵去看看,有沒有濫藥留言?那和侵犯私隱的黑客,有何分別?


昨天又再掛起八號風球,在那熱帶氣旋襲港的警告下,童工完成手上工作後,在公司露台上,點起一根香煙,想感受在八號強風訊號下,那風雨飄搖的感受,可是,他媽的,雨固然是沒有(真的,那時候竟然沒有下雨),連風也沒有丁點像八號風球高懸的感覺,那天文台為何又要事先張揚在9:45或之前掛八號風球?正如上司A說:「邊似八號風球呀,一滴風都冇呀!」童工不知忽然怎樣來的急才與智慧,應了上司A一句:「順應民意嘛!既然市民想掛八號風球,咪掛幾粒鐘,反正又冇乜影響!」

真的,由天鵝成型那一刻開始,不論是網上討論區,還是一般市民大眾,關心的是會否掛八號風球,童工不懂那些有關掛風球的數據,究竟今次天文台決定,那是有客觀數據支持,還是因為民意認為要掛八號風球,天文台不想受公眾批評,所以決定掛八號風球,當巴士公司、地鐵表示在掛上八號風球後,維持正常服務的時候,甚至,連童工回家時,的士也沒有因應風球加收額外車資,這個八號風球,真的需要掛嗎?那是實際需要的決定,還是一個因應「政治正確」的決定?

已忘了在那個時候,與在政府工作的B討論某件事件,B感嘆曰,今天香港社會,理性討論的人小、感性討論的人多,民粹早已取代民智,作為政府內的一員,以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生存哲學下,順應民意,那是生存之道,專業的判斷,很多時候可能是政治不正確的決定,在今天的社會情況下,那有公務員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作決定?

童工不會認同B的言論,全因童工相信,公務員專業判斷,理應未受政治影響,可是昨天八號風球,掛了數小時就除下了,那,當天掛八號風球決定,真的沒有政治考慮?

p.s. 酒井法子傳來失蹤消息,更有說她投湖自殺,童工只望傳聞是假的,酒井當是童工的偶像、理想女性的典範,誰會想她因婚姻挫折走到自毀的一步!只望一切全是流言和傳聞!


雖然童工一向認為,由政黨做的民意調查,難免有些偏頗,可是,看白鴿黨對CCTVB的民調,正如曾在CCTVB工作的A說,這個民意調查的結果,可非為了政黨想得到結果,不知怎樣搞出來的調查,白鴿黨的民調結果,可是符合不少CCTVB中人的觀感。

那,白鴿黨民調結果又是怎樣?那不如引述公信力第一報的報道:

【明報專訊】本港兩間免費電視台實力強弱懸殊,民主黨一項調查顯示,76%受訪者贊成本港出現新的免費電視台,以引入競爭;約三成市民亦看到兩台新聞存在自我審查,受到政治壓力。民主黨認為,民意反映市民渴望增加更多免費電視選擇,希望政府能積極考慮新增電視台的建議。

民主黨在上月底以電話成功訪問800人,當中被嘲為「中央十台」的亞視,有26%受訪市民認為其新聞節目有自我審查,而早前被抗議新聞「事旦」的無綫,則高達36%認為其節目有自我審查,反映市民認為兩台均受到政治壓力,影響新聞的準確及中立。

兩台滿意度 無铫減亞視增

無綫的收視率一直保持高企,不過近期連番被轟後,市民對其滿意程度已銳減,有55%受訪市民表示較喜歡看無綫,比今年2月調查時的67%急跌12個百分點;而一直處於弱勢的亞視則見「起色」,22%表示較喜歡亞視,較之前上升8個百分點。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永達表示,52%受訪者感到現時免費電視存在「一台獨大」情,他認為壟斷情極不健康,希望廣管局正視及主動介入,亦希望政府可引入新競爭者,打破無铫壟斷的局面。

76%被訪者,要求有新的免費電視台,還有,無綫在今天的局面,「有55%受訪市民表示較喜歡看無綫,比今年2月調查時的67%急跌12個百分點;而一直處於弱勢的亞視則見「起色」,22%表示較喜歡亞視,較之前上升8個百分點。」

若調查數據可信,CCTVB的一眾高層,又會有怎樣的回應?那又豈是志雲大師可以求期過關的質疑?CCTVB,總也要有一個得體的回應和說法,令大眾心服口服呀!


童工曾看過一套電影「20 30 40」,那是說三名代表20代、30代、40代女性的感情生活,主角是張艾嘉、劉若英及李心潔。

童工並非想說「20 30 40」這套電影,而是想說,世代矛盾,不論在那兒也會出現,正如今天香港,也有著「20 30 40」的世代矛盾和競爭。

早前朋友A來電訴說苦況。他可是40出頭,幾經辛苦,終於爬上今天位置,可是上有50世代上司,對A充滿戒心,擔心更有創意和活力的A,随時會取他而代之,所以每天總愛找些問題留難A。A下屬可是一班30世代,總覺A是他們大展拳腳的絆腳石,認為憑他們實力,早晚可取A而代之,可是在A眼中,下屬固然未夠成熟,就算讓他們坐上自己位置,要那些自以為天下無敵,卻是欠缺辦公室政治智慧和經驗的人,若由他們去面對那些更高層的老狐狸,恐怕不用多久,就會遭那些高層「處理」掉,A夾在中間,上下不討好,不禁感嘆40世代不易為,特別是他看到那些30世代,無不拜讀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不禁問為何沒有人為他們這些捱了不知多少年,今天仍要在夾逢中生存的40代香港人鳴不平?

然後是某天遇上B,他可是常接觸年青大學生,正當不少人批評今天大學生不如以往之時,B說那是錯誤觀感,若說大學中最頂尖的20世代,絕對較以往大學精英更佳,他們目標,已非香港、更加不只是大陸,而是世界,金錢對那些頂尖20世代來說,也不是全部,雖然那些頂尖精英,仍有人以華爾街、矽谷國際企業、又或英美一級科學研究單位、學府為目標,但也有不少人以聯合國、世衛、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組織,又或是國際環保、考古、保育組織,作為自己未來工作目標,香港,根本不是那些20代精英的戰場,他們看到的,是地球村的無窮機遇,至於其他20代大學生,如B說,早把目光放在偉大祖國,想盡方法乘上內地的經濟發展列車中,香港,只是他們的次選。

至於香港30世代,他們面對境況,已經有不少人說過,童工也不再多說了,全因絕對不會好過呂大樂教授的「四代香港人」。不過,20世代也好、30代、40代也好,每一代人,總有每代人要面計的困境和難處,「20 30 40」世代,從來是一個社會中最重要經濟動力資產,關鍵是每一世代,是否有承先啓後,迎接挑戰的勇氣,而非一整天自怨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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