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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今天,《人民日報》刊登了為89年學運定性的4.26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這一篇社論,把學運定性為「奪權」、「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敵我矛盾,套用中共鬥爭哲學,敵我矛盾,就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今天回看,悲劇,由4.26社論刊登那一刻,已無可避免要發生,只是當年誰人也想不到,鄧小平、李鵬、以致陳希同那一伙,竟然會用上軍隊和子彈,用人民的鮮血去清洗他們腳下的敵我矛盾!

今天,很多所謂「理性討論」六四傢伙會說,若然當年學生早離開廣場,中共就不會用軍隊、不用開槍鎮壓!真的,學生當時真的太傻太天真了,他們還信祖國是母親,虎毒、尚不吃兒,我們偉大祖國、人民的國家,縱使兒子犯了千般錯,總不會拿刀刺向親兒,來一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把親兒斬死!可是,中共就是如此一個瘋狂的母親,兒子吵著,她二話不說,一刀了結兒子,傍人說她兇殘,她反罵人家,為了這個家的和諧與發展,死個吵罵兒子有啥問題!反正我的兒子多著呢!看,我們的家今天住山頂豪宅、坐擁富可敵國企業,成為超級富豪,全懶當年殺悼那整天吵鬧的兒子,否則我們的家,又怎會有今天!

可悲的是,今天竟有人向著那殺人兇手陪笑,大讚那兇殘母親殺子,那是大大好事,殺得好、殺得妙!全因,今天那兇殘母親已是富可敵國了!究竟,人性、公理何在?

這,又不只是童工所說,4.26社論乃是引八九年六四事件的關鍵,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在八九年六四後,他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為他在學運中自我檢討發言,他是如此說:

但是,我也看見這次學潮有兩個很值得注意的特點,一是學生提出要擁護憲法推進民主,反對腐敗等口號。這些要求跟黨和政府的主張基本是一致的,我們不得拒絕。二是參加遊行的人和支持他們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這種情況下,我當時產生了一個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態,必須首先籲眼於大多數,把多數人的主流肯定下來。廣大學生要求改革、反對腐敗的熱情是可貴的,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時還要接受群眾的合理意見,採取積極的整改措施。這樣使多數人的情緒緩和下來,使多數群眾理解、支持黨和政府的做法,然後對少數壞人的問題,才好解決。

因與這想法聯系,我還覺得四月二十六日社論有個問題,就是沒有肯定多數人的主流,而是從整體上做了一個多數人難以接受的籠統的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極少數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混水摸魚肯定是有的。但是幾十萬人的行為只由少數的人操縱,是很難完全解釋得通的。學生們認為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給他們戴上一頂帽子,情緒變得激烈起來。因此,我曾主張對社論做些改變,鬆一鬆口。

我的這些看法,只是在中共常委的會議上講過,只在這個範圍內同少數中央領導同志交換過意見。我當時考慮我的這個想法對不對是一個同題,在黨的會議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個問題。我覺得,我的這一個想法,無論如何,是可以在党的常委會上提出來的。提一提是不應該有什麼問題的。當然來大家也都意識到這個問題,講話的口氣、提法實際上也逐步在變,也都講了一些肯定廣大學生愛國熱情的話。我覺得如果一開始就把這些話寫在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裏而不是做一個整體的敵我矛盾的定性,多數人可能不會那麼激怒。再加上我們的其他工作,事態可能不致鬧得那麼大。這是我當時的想法。

總之,我是想把廣大青年學生和社會上很多同情者的行為與極少數人的企圖利用學潮混水摸魚、製造事端,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行為嚴格區別開來,避免把整個學潮籠統地作一個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籲重採取疏導的方針,避免激化矛盾,盡快平息事態。

可惜,趙紫陽意見,沒有被鄧小平採納,但他從沒有放棄原則、從沒讓步,看宗鳳嗚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趙對宗說:「當時擺在我面前的有三種情況可供選擇:一是說服鄧改變「4.26社論」」,改變學生運動的「動亂」定性;二是耍滑頭稱病,當兩面派,但我身體很好,說不過去,再說以後也不好辦,還會批我反自由化不力,三是目前這個選擇(童工按:企硬反對,最終被終身軟禁!)

我隨即追問:是什麼原因促使你下決心做這樣選擇的?你當時是怎樣考慮的?

趙紫陽慷慨地說:「我不願在歴史上留下一筆賬」。」

趙是清醒的,他明白4.26社論、六四事件,將是中華民族的一筆賬,誰為中共開脫,就要一同背上這筆賬,這,正好解釋,為何今天一眾中共官僚、人大代表,也是避談六四,而非公開支持中共,只有陳一諤之流才會為搏上位而赤膊上陣,全因那些中共政客深明,六四算帳之日不會等太久,何必要令自己遺臭萬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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