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及經濟發展副局長蘇錦樑被生果報揭發拿咭片當入息證明,申請他的菲傭續期留港,結果令輿論嘩然:一張副局長咭片,可以等同入息證明?!這,又豈非童工一直擔心,香港已淪落至第三世界的管治水平!只要拿著權貴合照、名片、甚至提字,已經可以通行無阻,視法規如無物?

可是,有蘇錦樑這樣的人,沒有如入境處這樣的官僚,事情總不會發生。正如曾做過入境處處長的葉劉淑儀說,每個公職人員,庫房也會有支薪證明,入境處大可叫蘇副局長拿庫房證明,何須接受蘇副局長的咭片?不按程序辦事,自找麻煩?關鍵在於,入境處如何行使他們的「酌情權」!

正如童工老友A說,政府執行部門,永遠會有法例留給他們的酌情權,例如社會福利署,縱使申請人不符合申請綜援資格,但若然申請者真的有生活困難,署長,還是可以運用酌情權批出援助,但問題是,酌情權理應是「對下不對上」:即對一些無法合符政府嚴緊要求的低下層或一般市民,使用這種酌情權,而非對堂堂特區政府的副局長,行使酌情權,那酌情權和濫用特權,又有何分別呢?

酌情權之設,又不止存在於官僚架構中,就算在司法架構中,也有類似酌情權的機制存在。現時裁判法院中,仍有所謂的「濟貧箱」(Magistrate’s Poor Box)存在,那是港英年代的司法制度產物,專用來幫助低下層犯罪者。那個年代,若裁判官見被告因陷於赤貧、無以餬口而犯案,他可以基於人道理由,從「濟貧箱」取出數十至百多元(當然,以今天生活水平,應不止此數額!但A與童工也不清楚今天金額是多少),給與被告,以解其燃眉生活之困,過去獲裁判法院救濟者,除了犯人,也包括失業人士、流浪漢、老弱無牌小販等。被告還可以得到法庭解囊援助,那正是運用酌情權的體現:你犯法,要受法律制裁,但法官知道你是迫於生活困境才觸犯一些不傷害別人的法例,法庭又不可以判你無罪,但又同情你的處境,所以用「濟貧箱」中的金錢,希望可以在法外幫助到有需要的人,法外施恩,在冰冷法律之外,不忘人情,這正是「濟貧箱」設立本意,某個程度上來說,也是港英法制規例中,為官僚留下酌情權的目的,就是要他們面對低下層的時候,在執行法律之餘,仍留有空間,可以令官僚有空間對低下層、不符法規要求的人,格外開恩,幫助到要幫助的人。

何時,港英留下的官僚酌情權文化,會由幫助低下層,變成為權貴行方便、開緣燈的借口?酌情權變成了官場特權的「護身符」?署理入境處長趙偉佳說,過去也有用酌情權,豁免外傭僱主提交所需入息文件,大約有約兩至三成申請,也是沒有提交所需文件,最終也獲批准。究竟,當中的酌情權是怎樣運用的?有何準則?那是對一般市民運用酌情權、還是只對蘇副局長一類權貴運用酌情權?

入境處,恐怕要有一個交待!沒有任何一個香港人想看到,酌情權會變成特權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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