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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某次與A討論香港政府管治為何會是如此官僚、保守、精英主義、硬是不肯聽民間與議會的意見,總認為政務官想出來的法子,就是最好的辦法,A沒好氣地說,「要追究責任,追究港大啦,今日班高級政務官,絕大部份係六、七十年代港大畢業,果個年代畢業港大生,當正自己係華人精英,邊睇得起尋常民意同議員意見!」A也是港大畢業,但他是90年代「產品」,早投身於社運之中,對那些在政府中的「師兄」、「師姐」們,沒有多少好感,總認為那年代「出品」的港大生,習染太多精英主義,由他們把持今天政局,只會脫離民意!(童工也領教過那些六、七十年代港大出品的高級政務官嘴臉,唉,他們那些自以為是、封閉式精英心態,不禁令童工大搖其頭!他們,最應該接受選舉洗禮,補一補民主課!不要忘記,今天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也是到芝加哥當基層社區服務的幹事。)

想起與A的對話,令童工明白,今天,我們有怎樣的大學生,那是直接影響20、30年後,我們有怎樣的一個政府,怎樣的一個社會,因為20、30年後,今天大學生將成為政府、社會中骨幹份子,他們今天在大學中有怎樣的處事方式,有怎樣的價值觀,日後他們踏足社會,經十多廿年努力,成為社會上不同單位決策人,他們要承受社會壓力必定更大,若他們在學生年代,也不敢、不想為自己錯誤作承擔、坦誠面對過失,他朝踏入社會、面對更大壓力、更大誘惑、更多權力的時候,可以期待這些大學生,本著自己的良知和責任,頂著種種壓力,爭取社會公義?

城大評議會封殺出版六四特刊一事,童工在之前獨立媒體報道中,看到不少人回應,有些相信是城大中人,認為報道是單方面消息,未免有點以偏概全之嫌,又有人認為城大編委會「大花筒」,不控制開支,才會弄致今天局面。

那,又是否一眾人等,「錯怪」了城大學生評議會?

不如看看「公信力第一」的《明報》跟進報道。

《明報》報稱城大學生會、評議會、編委會召開三方聯合記者會,會上「強調學生會支持平反六四和出版六四特刊,評議會當日否決「特刊在六四燭光晚會上派發」,只具參考作用,編委會將再次提交建議書,交評議會再次審議。」

更「搞笑」的是,對評議會反對出版六四特刊的6點理據,據《明報》報道,「評議會主席梁寧沒有承認或否認這6點,只解釋他們的質疑是想「發問尖銳」、「用反面方式發問」、「用另類問題」去令編委會的同學深思如何做好六四特刊。」編委會主席謝廷軒則指「6點質疑」是「斷章取義」。但同一篇報道又說,「有參與當日討論六四特刊會議的人士向本報稱,評議會的「6點質疑」是確有其事,有錄音為證,但相信這些質疑並非評議會立場,他們只是不明白六四事件在大學生心目中的價值,亦萬料不到當晚的質疑會見報。」

即是說,所謂評議會甚麼尖稅發問,令編委會「深思如何做好六四特刊」,只是事後因「萬料不到當晚的質疑會見報」,所以想出來的托詞,全因,評議會成員,對六四事件,根本全無是非對錯的觀念,把一場有很多無辜死者的血的歴史,當作是「「發問尖銳」、「用反面方式發問」、「用另類問題」去令編委會的同學深思如何做好六四特刊」,忘記了當中的是非對錯,那,又是否有點兒涼薄?童工也相信,只要對六四有認識的人,也不會說出這些話,縱使,那是左派人士,也不會說出那評議會的6點聲明,還敢說那不過是想用「另類問題」,刺激大家反思!

當城大已是一所大學,城大學生組織幹事,明知自己錯了,還不想、不肯認錯,只想找借口脫身、推托,20、30年後,香港前途,就會交給他們了,那時候的香港,交給這些大學生、這些精英們,未來的香港,會是怎樣的模樣?他們,可否繼續堅持現有的香港價值、民主與自由?

童工相信,城大今次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其他大學中,又有多少大學生,與城大評議會中人,有相同想法?若香港未來,交托於這些大學生手上,香港,還有希望嗎?

也許,童工真的太悲觀了,也許,香港各大學中,還有很多認識、支持平反六四的大學生,也許,城大今次只是個別事件,城大評議會成員,真的是支持平反六四。可是看著今天大學生,根本不關心社會事務,童工,總是擔心,那些也許、並不是也許,而是童工的一廂情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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